陈独秀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陈庆同,陈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陈独秀1920年初前往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二大、中共三大)、中央总书记(中共四大、中共五大)等职务,并任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
陈独秀1927年7月离开中共中央。1929年11月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党籍。1931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原属四川)江津。1942年5月27日逝世。
陈独秀以光明正大和清正廉洁在社会上赢得了尊重和声望。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过许多变化而成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由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转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虽然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是他的人生悲剧。陈独秀的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历史评价
《青年杂志》第一期
1991年,胡绳玉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指出:“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00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多得多的贡献。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中,陈独秀依然在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有时踯躅,有时摔跤,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作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确实有点像俄国革命中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以答《百年潮》杂志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他在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陈独秀的新评说时说:“要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石仲泉说,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为什么会都是受苏联共产党(当时称“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石仲泉说:“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似应是有服从的纪律),同时又缺乏猖判断的能力。”“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石仲泉说:“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我看来难以说得通。”
2008年3月1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文,介绍陈独秀时写道:陈独秀,原来说是托派、汉奸、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似成铁案;但现在,汉奸的帽子摘掉了,托派问题也得到合理的说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先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改正为“右倾错误”(而这一错误的形成,共产国际也要负责任)。《毛选》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得到了修改。毛泽东所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创党有功,将来修党史要写他”(大意)的话,得到了落实。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开天辟地》等影视作品中,陈独秀已是“高大形象”
2019年12月5日,《中共党史研究》刊文”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文中写道:“纵观陈独秀一生,经历十分复杂,既有早年的辉煌,也有晚年的凄凉。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过许多变化而成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由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转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虽然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是他的人生悲剧。在指出陈独秀的错误和悲剧的时候,要看到他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更重要的在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他的悲剧,也有着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毛泽东说过:“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讲陈独秀,就要把他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全面认识,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对于陈独秀,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他的功绩和错误,把它们作为历史财富继承下来,使之成为有益于后人不断前进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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