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历史上的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东汉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获得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而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中，又号“邺中七子”。

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建安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

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源自时代环境的刺激。汉末政治动荡，戚宦争权，党锢之祸，州牧割据，连年战争，社会动乱，民生困苦，给文人提供了创作题材，藉文学作品发出慨叹，反映社会实况及个人遭遇。诗人也继承汉末以天下为己任的士风，发展出一种昂扬奋发的建功立业精神。

道家思想兴起对文人创作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诗文摆脱“载道”工具的地位，转而用来表现作者一己人生旨趣、遭遇、批判社会甚或作为娱乐手段上。比如马融“以文章显”，就与他的博通思想有关。费振刚等编《全汉赋》载其赋7篇，其中5篇乃咏物赋，多是娱乐性质的作品。钱穆《读文选》说：“文苑立传，事始东京，至是乃有所谓文人者出现。……纯文学作品之产生，论其渊源，不如谓其乃导始于道家。如一尊孔孟苟董旧辙，专以用世为怀，殆不可有纯文学。”

建安文学源自儒学衰微。由于政治混乱，国家体制崩坏，人们对礼教产生怀疑，相信佛道思想，摆脱儒家经学的束缚，正统思想失去约束力，士人思想解放，扩阔了创作的空间

建安七子

，文学的作用不再是阐发经义，而是反映现实生活，展现建安士人的个性，抒发个人的思想感情，有助文学发展。

建安文学源自政治领袖的倡导。建安末年，曹氏父子掌握政治大权，他们雅好文学，于是形成以曹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以及盛极一时的“邺下文风”。

建安文学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汉代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写成大量反映社会民生的作品。建安时代，环境剧变，使诗人得以继承汉乐府的精神而大量创作。此外，建安文学也受诗经、楚辞及古诗十九首等文学传统的影响。

建安文学亦源自文学价值的肯定，由于长期创作经验的积累，形成文学批评的发展，对文学本质、文学特点的认识都有所提高。曹丕《典论．论文》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肯定了文学的价值，有助文学的发展。

历史沿革

在儒家经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两汉时代，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多是“依经立义”，以教化为中心，重在对文学与政治、伦理及现实的关系等外部规律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对文学的艺术特质及内部创作规律的研究。不过，儒家思想本不废文学，且汉代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儒学在争夺正统的斗争中也表现出某些进步因素，故儒学在汉代较为自由发展时就也提出了一些对文学的看法，接触到文学的特质问题。此外，道家异端思想在汉代也在不间断地发展着，在经学思想统治较为松弛或逐渐衰微时，一些学者受道家思想影响提出了对文学更有价值的看法。文人作家在创作中对文学的抒情或娱乐性质也逐渐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这里所说的“文学精神的复苏”，就是指文人学者们对文学自身价值和特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开始自觉以文学创作抒情言志、表达一己情怀或以之作为精神自娱手段的状况。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曹丕常常与建安七子“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孔融被曹操斩杀后，曹丕仍以重金向天下广征孔融的文章。

“建安七子”与“三曹”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对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过贡献。王粲在诗赋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六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提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王粲的哀思最能表现在作品上，其代表就是《七哀诗》与《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王粲《七哀诗》吟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把在乱世的经历见闻，融入于作品之中，留下最真实的记录。

建安七子

七人当中，除被曹操处死的孔融外，其他六人都依附于曹操父子旗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魏王世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剩下的五人竟然全部死于这次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七子介绍

王粲

王粲(177～217年)字仲宣。东汉末文学家。山阳高平(今微山县两城)人，“七子”之一。少有才名。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劫持汉献帝迁长安，其父时任大将军何进长史，王粲随父西迁，在长安见当时著名学者蔡邕，深为蔡邕所赏识。初平二年（192），因关中骚乱，王粲往荆州依刘表，客居荆州十余年，有志不伸，心怀颇郁郁。建安十三（208），曹操大军南下，刘表病卒，子刘琮投降，王粲遂归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建安十八年（213），曹操晋爵魏公，魏国建，王粲官任侍中。二十二年（217），从曹操南征孙权，北还途中病卒，终年四十一岁。王粲善属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魏志》本传记王粲著诗、赋、论、议近60篇。有明人辑录遗文《王侍中集》，今存诗23首。后人评价 “七子之冠冕”（刘勰）

徐干

徐干（171-217），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诗》也是一往情深。

阮瑀

阮瑀（约165-212）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是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

应玚（177-217），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孔融

孔融（153年－208年9月26日），字文举。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少有异才，勤奋好学，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并称俊秀。汉献帝即位后任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在任六年，修城邑，立学校，举贤才，表儒术，经刘备表荐兼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袁谭攻北海，孔融与其激战数月，最终败逃山东。不久，被朝廷征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又任太中大夫。性好宾客，喜抨议时政，言辞激烈，后因触怒曹操而为其所杀。

孔融能诗善文，曹丕称其文“扬（扬雄）、班（班固）俦也。”散文锋利简洁，代表作是《荐祢衡表》，其六言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孔北海集》。

陈琳

陈琳（？－217年），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一说盐城盐都区大纵湖）人。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府。袁绍失败后，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刘桢、应瑒、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陈琳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刘桢

刘桢（？-217），东汉名士，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博学有才，与魏文帝友善。后以不敬罪被刑，刑后署吏。所作五言诗，风格遒劲，语言质朴，重名于世，今有《刘公干集》。

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喻。

主要成就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作品集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创作风格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

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孔融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历史评价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玚在建安十三年后。

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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