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女儿任远芳：勤俭清白展家风

      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和许多革命家庭的子女一样，特殊的环境使得他们这些元勋后代从一出生开始，就有着和普通家庭孩子不一样的遭际，但任远芳选择了一条回归平凡生活的路。

任远芳 。范亚湘 摄

任弼时从镜中给女儿任远芳拍下的照片。（任远芳供图

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资料图片）

　　本版撰文 康毅 范亚湘

　　任远芳，开国元勋任弼时的第三个女儿。

　　和许多革命家庭的子女一样，特殊的环境使得他们这些元勋后代从一出生开始，就有着和普通家庭孩子不一样的遭际，但任远芳选择了一条回归平凡生活的路。

　　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任远芳。

　　1 “野孩儿”12岁才见到父母

　　任远芳笑称自己曾是“野孩儿”，12岁才见到父亲和母亲。

　　1938年3月，任弼时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陈琮英随丈夫远行。1938年12月8日，任远芳出生在莫斯科。

　　1940年2月25日，任弼时结束工作回国，把1岁多的小女儿任远芳留在了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是苏联专门收养各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子女或烈士遗孤的机构，任远芳在这里一呆就是11年。

　　“当时，我只有1岁零两个月，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包括嗷嗷待哺的婴儿阶段。”和她一起长大的还有三十多个革命子女，像毛主席的儿子，瞿秋白、朱德的女儿等。

　　“大的十几岁，小的才一岁多，像我一样。我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平时不睡一个房间，按年龄大小分不同的班级上学。我跟邓发的女儿等人一起上学、睡觉，我们还经常光着脚丫乱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那，不知道父母是谁，没人告诉我们，也不想父母。”

　　而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生活并不像传说中的优越。“牛奶只有那些瘦小的孩子才有，其他人只有面包，我那时是个小胖子，所以没奶喝。”任远芳笑着回忆，孩子们都相处得很好。儿童院的集体生活让这批元勋后代的孩子变得非常独立。

　　1948年，任远芳开始和父亲通信。从那时起，父亲才开始走进她的生活。

　　1949年底，任弼时因病赴莫斯科治疗，后转入巴拉维赫疗养院调养。1950年1月，任远芳才与分别十余年的父亲相聚。

　　“没上演父女情深、泪流满面的场景，小时候也不懂父爱。”回想第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任远芳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让我叫爸，我没叫。而且，我老躲着他，不敢接近他，才一天我就提出要回儿童院。”

　　“爸爸很关心我，问我学习、生活怎么样。我那时不会讲中文，父亲就用俄文和我交流，还给我写了一张十六开纸的中俄单词对照表。一个礼拜后，因为要上学，我离开了爸爸。在临行前一天，因为舍不得，我哭了。后来，我们就频频写信，有时诉说父女感情，像我爸在一封信中写道，‘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了一些’。”

　　1950年，任远芳和父亲一起回国。

　　“当时，因为舍不得同学，我不想离开苏联；但出于对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回国。当时，他把我当作大人一样，给我做各种分析。”

　　回国的列车从莫斯科出发，行进了10天10夜，到了满洲里境内换车头。任远芳下车到商店里买东西，遇到一位男同志用俄语问她：“和你一起坐车的是谁，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的？”任远芳这才想起，自己不知道父亲是干吗的，于是便问爸爸。“而爸爸像自言自语地对我说，‘我干一般工作，坐办公室’。”

　　一直到父亲去世以后，任远芳才知道父亲的工作。

　　2 好多年后邻居才知道我的真名

　　在苏联生活期间，任远芳有一个苏联名字卡佳（音），当时父亲和母亲也因安全需要，取了别名掩饰身份。父亲任弼时别名陈林，母亲陈琮英别名陈松。回国后，卡佳开始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任远芳，度过了小学和中学生活。到大学时，任远芳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陈松。

　　“我爸爸的姓太惹眼，为了避嫌不搞特殊化，我就把名字改成了陈松。”

　　任远芳说：“在家里，我们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他是伟人，他就是父亲，是疼我们的好爸爸。尽管我在12岁的时候才见到父母亲，和父亲真正相处只有五个月，但是依然能深深感受到父亲对我的爱。中学时，只有礼拜天才能回家，爸爸一见到我就会问我好多事情，甚至连每天吃些什么菜，每顿吃多少米饭这些细小琐碎的事他都会问。”

　　回国不久，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其他30多位孩子也陆续回国了。他们中很多人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懂中文，于是，组织上决定让这些人去哈尔滨上学，继续学习俄语。

　　那时，任远芳也很想和他们一起去那里上学。但父亲不同意，怕她不适应。于是，便把其他几个家里不同意去哈尔滨读书的女孩子，像邓发的女儿邓金娜、曾三的女儿曾芳兰等接回家中跟她一起住。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她的小学、中学，都非常顺利。然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念大学时，文化大革命的阴霾开始蔓延到家中。

　　“我没毕业，没怎么受冲击，但我大姐受苦了。”任远芳口中的大姐是比她大十岁的任远志。

　　大学毕业后，任远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航，负责购买飞机的业务。

　　“现在救灾时用的直升机，原苏联的米八、米十七，就是那种又绿又白、迷彩服的飞机，就是我们当时买的，那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她的神色里透露出一股骄傲。

　　在那里，她不但工作出色，深得领导和同事的喜爱，而且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任远芳的先生武盛源，也是毕业于北航外语系，是任远芳的好友曾芳兰（曾三的女儿）的同学。1967年，36岁的武盛源因能力出众，被调往外贸部工作，后被调入财政部。

　　“那时，大学里不让恋爱，也不时兴找干部子弟，我和我先生，是后来通过曾芳兰介绍的。”她笑着说。　　

　　她回忆第一次和武盛源见面的情景：“就是见见面，聊聊天，然后，他也游泳，我也游泳。”任远芳说得很平静，但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拜访武盛源先生，感受到了她对先生的尊敬。

　　刚从北航毕业分到学校里的时候，任远芳一家和另外一家人合住着一套不到45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

　　“邻居一直都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直到好多年以后参加活动时碰见，他们才知道我是谁。”任远芳说，“直到我生了第二个孩子，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才是我们一家人居住。”

　　“2004年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任弼时纪念馆送邀请函给我，更多的人才知道我的真名。”

　　3 年轻人玩的微信，她也玩得很溜

　　“父亲走后，组织上每个月补贴20元。”任远芳掰着手指算了算，“那时每月吃饭才8元，还有12块供花销，因而，我们也有点零花钱。”

　　任远芳特别敬佩母亲。母亲的双亲去世得早，她帮着带大了自己兄弟的孩子。后来做了童养媳，与父亲一起参加革命工作。父亲1950年因病去世之后，母亲带着他们几个孩子，曾经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母亲喜欢弟弟任远远，弟弟在1995年患癌症去世了，但家中女儿没一个人敢告诉她，“都瞒着她，她问，就说是出差了，出国了，反正是有事去了。”任远芳也不知后来母亲知道真相了没有，但在母亲102岁走之前，她也一直没跟身边的人问起。

　　任远芳因而更加珍惜家庭的温暖，为了照顾儿女，她曾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选择了换工作。

　　“在北航工作10年后，同志拥戴，领导信任，升迁机会很多。但那时，孩子得自己带，工作的地方离家远。我选择了调动工作，通过俄语考试进入了离家只有5分钟车程的中机公司。”

　　任远芳说，从政升官非她所求，在中机公司，她做的是俄文翻译。“每天要跑跑腿，买飞机票、火车票，带外宾参观长城，都是些琐碎的事情，所以，必须身体好。”坐在我们面前的任远芳眼睛晶晶亮、声音有力、笑声爽朗，果然是身体很好。

　　2003年，任远芳退休了。她每天的生活更加丰富了：游泳、跳舞、弹钢琴、学习电脑、出去和“苏联派老人团”聚餐。她每天五点钟就起床了，做家务、散步，一周游泳三次。

　　弹钢琴是她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本事，因为她只认识简谱，不识五线谱，但却背下了二十六首歌曲的谱子，只需旁人提点一两个音符就可以自如弹奏。

　　近两年首先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微信，任远芳也玩得很溜，外孙女就是她的粉丝。她的智能手机丢了却舍不得买新的，现在用的是从前的旧手机。作为红二代，父辈们节俭的传统仍潜移默化在她生活的一点一滴中。

　　父母言传身教受用一生

　　任远芳的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既没有浪漫传奇，也没有电闪雷鸣，更没有风花雪月。可从这种平凡的情感中，你能感受到一种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踏实与厚重。

　　父亲和母亲陈琮英是“指腹为婚”。陈琮英到任家当童养媳时，父亲只有10岁，正在读小学。父亲好学上进、知书达理。母亲朴实淳厚，勤劳能干。两人相处自然和谐，成了一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好朋友。

　　1915年夏，11岁的父亲到省城长沙读书，而12岁的母亲为家计着想，来到长沙的一家小袜厂当童工。他俩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常相约见面。当母亲得知父亲的学杂费不足时，就省吃俭用地积攒起一个个铜板，悄悄送给父亲：“给你读书用吧。”

　　他们就这样相互扶持风雨同舟走了过来。

　　任弼时是中共留苏元老，曾四度旅居莫斯科。也许是长期受外国文化的浸染，他身上渐渐形成一种罗曼蒂克的气质。

　　“爸爸几乎在每封信里都写‘热烈地亲吻你’，表达特别热烈，很洋化，跟外国人差不多。”

　　任远芳说父亲是个“全才”，在很多领域都十分出色，父亲喜欢绘画、会弹钢琴、会打猎、会钓鱼，喜欢摄影、唱歌，父亲弹钢琴很有特点，有时不用手指弹而是用拳头弹，弹得很好，直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妈妈陈琮英还教会爸爸纺线。当年在杨家岭的纺线比赛，爸爸得了第一，比毛主席、周总理纺得都快。”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任弼时可谓是洋气十足，极具文艺范儿。

　　任弼时从来不搞特殊化，也不溺爱孩子。

　　每到休息时，他会和他的秘书下象棋、跳棋。后来，任远芳经常扯着父亲的秘书跟自己下棋玩，但她时常会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但父亲并不因为她年纪小而迁就她，而是严肃地批评她，让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当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父亲和中央几位书记都不同意。后来同意了，但加了一个条件，要求江青十年内不准参政。还有一次在延安时，江青要买羊毛大衣、要用布做棚子挡太阳，当时父亲负责这些事，他没同意，他说前方战士连衣服都没得穿，不要太奢侈了。”

　　还有一件大家都知道的逸事：江青当时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掀翻了桌子，最后是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当年的言行，给任远志夫妇（任弼时的大女儿）带来了灾难，她和丈夫白世藻被冠以“特务”的名义，在德胜门外白庙关了整整4年。

　　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父亲任弼时走了后，任远芳的生活支柱、精神寄托就是母亲陈琮英了。“母亲一生非常坎坷，吃尽了苦头，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5个孩子。中年丈夫去世，一个人独自拉扯4个孩子长大。晚年又承受丧子之痛。但她很长寿，活到102岁。除了组织上的照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淡泊名利，从来不考虑个人私利，不向组织提要求”。

　　“母亲说孩子从小不能随便搭乘家长的车，也从来不随便批评工作人员，不挑剔、不乱发脾气，只讲奉献不讲索取。”

　　任弼时夫妇一生清廉，没有给儿女留下多少遗产，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服务群众的精神深深影响到儿女们的成长。在儿女们眼中，父母的言传身教就是无尽的精神财富，受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