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坚烈士

刘伯坚狱中写给凤笙大嫂的信

1927年3月，刘伯坚与王叔振在西安合影

生平简介

刘伯坚 （1895-1935）四川省平昌人。

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在冯玉祥部任总政治部部长。离开冯部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1年底，参与领导和指挥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并担任由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红军长征后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4日，率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3月21日，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上被敌人杀害，时年40岁。

作者简历

刘豹 刘伯坚次子，出生年月不详。中央红军长征时，被寄养在江西一户贫民郭溅姑家，为掩人耳目，改名邹发生。

解放后被党组织接到北京。1953年考入北京101中学，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8月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航空工业某研究所，为高级工程师。

退休后参加上海市长宁区关心下一代协会。

父亲在狱中留下三封遗书，分别写给舅母和母亲——

每封信都惦念着被人抱养的三个儿子

我这一生都在寻找父亲。

1949年江西解放时，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乡下拾柴娃，住在一位郭姓老婆婆家，以为自己从小被卖，不知道父母是谁。

一天，我砍柴回家，两位解放军战士在屋子里等着，他们说是我父亲的战友要接我走。我欢天喜地跟着他们从瑞金到了南昌，再到北京。一路上，他们告诉我，我父亲叫刘伯坚，中央红军长征后任赣南军区政治部的主任，1935年牺牲，母亲也于同一年牺牲。那时候，我不知道“牺牲”是什么意思。和我一起从江西到北京的，还有2个小孩，也是“红军遗孤”。到了北京，他们都被爸爸接走了，可是没有人来接我。我这才隐隐约约地明白，“牺牲”大概就是死了的意思，我已经没有父母了。

“带镣长街行”

绝命书笔迹工整一如平日

到北京后，我住在李涛将军家里，开始读书认字。

有一天，将军拿来几张纸，说是周恩来总理收藏的，是我父亲的遗书和在狱中写的诗歌。遗书一共有三封，分别是1935年3月16日、3月20日和3月21日写给舅母（凤笙大嫂）和母亲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他在遗书中写道:“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从遗书和一些档案资料中，我开始了解父亲牺牲前后的一些事。

中央红军长征后，父亲奉命留下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包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先后失守。

1935年初，父亲与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书记陈丕显等，率领独六团以及机关、剧社、报社的工作人员2000余人，开始向油山突围。3月4日，父亲在塘村附近指挥部队突出重围时，左腿中弹不幸被敌人俘虏。

当时国民党政府曾悬赏5万银元“通缉”刘伯坚。父亲被俘虏后，马上被敌人认出。解放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有当时的审讯记录，敌人问：“你们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现在一败涂地？”父亲回答：“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熄，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父亲曾被押往大庾县游街示众，他昂首挺胸，不断向街道两旁的老百姓微笑点头。当天晚上，他在狱中写了一首《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响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这首诗后来被收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35年3月21日，父亲上刑场前，给母亲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承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刘伯坚”

父亲这封信，语气平静，笔迹工整一如平日。可是，母亲没能见到这封绝笔信。就在父亲牺牲的前几天，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中的“左”倾路线执行者，把母亲带到闽西长汀县四都乡秘密杀害了。

听刘部长演讲

当得了三个月的饷

父亲信中说的话，当时好多我不明白，可是我看懂了“虎、豹、熊诸儿”这几个字，也就是说，我还有一个哥哥虎生、一个弟弟熊生。我开始想象他们的模样。

1952年夏天的一天，学校传达室说有人找我。校门口站了一个身材高大、面庞饱满的青年，面颊、眼睛都像照片里的父亲。他说他叫刘虎生，是我哥哥。虎生在苏联留学，得知我的消息后，暑假赶回国来看我。

那是我们兄弟俩第一次见面。我和哥哥哭成一团。因为都是从小被别人收养，我们的记忆拼不出一个完整的父亲。

我根据党史中提到的线索，北京、江西、内蒙古……每一个父亲曾工作过的地方，我都写了信，希望当地博物馆能提供一些和父亲相关的资料。

每一份资料都会引出新的线索、新的故事。

父亲1895年1月9日生于四川省平昌县，早年曾就读于川东高等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他在当地颇有才名，府尹一度希望他当参事，并愿任命他为县长。父亲却一口回绝，选择了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1922年6月，父亲与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父亲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介绍聂荣臻入党。

1926年春，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在军阀混战中惨遭失败，他到苏联“考察”并求援，希望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经共产国际推荐，父亲接受了改造西北军的任务，担任总政治部部长的职务。父亲在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开办各种训练班。随后，中共中央又派来了包括邓小平、刘志丹等在内的200多名干部，父亲将他们分配到各部队，开展革命思想教育。那段时间，父亲经常和士兵、下属军官谈心。大家说：“听过刘部长一次演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冯玉祥后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这样评价：“他（刘伯坚）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这支军队后来在数个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都作出过贡献，如察绥抗日同盟军、西安事变等。直到淮海战役开始时，西北军最后一支余部还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起义。

留守根据地

于都河边为叶剑英饯行

大革命失败后，父亲被迫离开西北军，先后在武汉、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下半年开始，父亲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

1931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命令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二十六路军原是西北军的一部分，在党中央的指派下，父亲负责宁都起义的领导工作。宁都起义的胜利不仅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而且大大充实了红军的力量，使原来只有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部队，一下子扩充了1.7万多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父亲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父亲组织了留守部队，在于都河多处架桥，护送中央红军主力。他为老战友叶剑英把酒饯行，希望能跟着大部队一起走。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曾赋诗怀念父亲当年在于都河的惜别之情：“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鄄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三兄弟重逢

半张纸已无法再拼完整

我的父母是1927年3月成婚的。当时父亲在西北军，母亲是西安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她经常出入西北军营地宣传国民革命，与父亲相识、相恋。母亲是个干练果敢的人，认定的事情绝不放弃。

父母一共生了虎、豹、熊三个儿子，可是没有一个儿子能长久留在身边。1930年，父亲和母亲一起奔赴江西革命根据地，为了工作和行动方便，不得不把两岁多的哥哥送给在西安的舅母。弟弟1931年出生，不满两个月就被送走。当时母亲想着有一天能重逢，特意和收养人订下“抱约”：“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母亲写下“承先启后”四个字，一撕为二，以便以后相认。我是三兄弟中在父亲身边留得最久的一个，1935年2月父亲被捕前被送走的。

父亲牺牲后，党中央开始寻找烈士遗孤。哥哥是最早被找到的。西安事变后，周恩来赴西安参加谈判，他听说刘家有一个儿子寄养在西安舅母家，立刻派人寻找。凤笙舅母拿出了悄悄藏着的父亲的三封遗书。哥哥拿着遗书，带着周叔叔的亲笔信，一路跋涉到了延安。在我之后，1953年，留在闽西的弟弟熊生也找到了。当时我还在上小学，他已经高中毕业了。弟弟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寄来一张他的照片。

直到1979年，我们三兄弟才第一次见面。弟弟拿出那半张永远无法拼完整的“承先启后”，年近半百的三兄弟抱头痛哭。

父亲的遗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儿子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有时候，我使劲回想，依稀还记得我被送走的那一晚，腿部受伤的父亲拄着拐杖，在漆黑的山间小路上送我的情景。四五岁的我哭着，不肯跟着郭婆婆走。记得当时我大声喊着：爸爸你好恶呢，怎么不要我了。不要把我送给老百姓！爸爸……

那一晚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我也当上了父亲、祖父。再读当年父亲写给凤笙舅母的信，每一封信都询问寄养在她家的虎生哥哥的外貌，每封信都仔细形容收养我和弟弟的人家的姓名、地址和特征。我开始读懂了父亲的心。

（任湘怡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