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当朝宰相)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追封其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并赐碑“忠清粹德”。如此崇高的哀荣在两宋之际几乎无人可及。成千上万的百姓去他家吊唁,有人甚至卖掉自己的衣服购买祭品前往祭奠,乘车路过的人也要停车在他家的巷口哭祭一番才肯离去。据宋人历史笔记《渑水燕谈录》记载:司马光去世后,开封百姓纷纷刻画他的遗像,每家都敬奉一幅,以至于有的画工因此而发家致富。
纵览史册,司马光之所以深入人心,正是由于他的诚心——对国家的忠诚、对百姓的热爱。正如《宋史》对他的评价:“诚心自然,天下敬信。”在他的老家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及其著书十多年的洛阳一带,如果谁做了坏事,人们就会批评他:“难道你就不怕司马光先生知道吗?”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荣登进士第,历官政绩卓著。宋神宗时,他留守西京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历侍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著史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著称于世。他的人格魅力堪称典范,深受后世景仰。
司马光深感朝廷的信任和国家的重托,决心以身报国。他为相历官,不分昼夜地操劳大小事务。(“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同僚和部属看到他操劳过度而体力衰弱,就用诸葛亮食少事烦以身殉职的事例劝诫他。他却更加努力工作,以致病情日益加重,弥留之际昏迷不醒,嘴里喃喃而语的,还是国家的大事。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再次发病后,自觉不久于人世。他不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惋惜,而是为国家发出哀叹:“国家四大隐患未除,我死了也无法闭眼啊。”他在给吕公著的遗书中写道:“我现在将生命交给医生,把家事交给儿子,惟有国家大事无法托付,现在只有拜托给您了。”他对国家的赤诚之心连敌国都深受感动。当时,辽和西夏的使者来访时,必先打听司马光的起居规律和身体状况。辽夏两国的皇帝告诫边将:宋朝的宰相是鼎鼎大名的司马光啊,你们千万不能引发事端,挑起和宋朝的边境冲突。
司马光操劳国事,却不贪图回报。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朝廷诏赐司马光价值百万钱的金玉珍宝和丝绸。司马光三次上书谢绝。他在奏章中写道:现在国家内忧外患,各地经济都很困难,不能再实行过去的重奖政策了。朝廷没有批准,司马光就把珠玉宝货换成钱,作为谏院的办公经费,自己坚决不收纳。
司马光历官近四十年,为相多年,位极人臣,从不私取分文,并不是因为富有,而是因为廉洁。司马光在夫人病逝后,竟然穷得无钱安葬,最终只能把家中三顷薄田抵押出去,才购置棺木入殓夫人。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想花钱为他买一名婢女供他使唤。司马光却婉言谢绝:“我活了几十年,吃饭不敢经常有肉,穿衣不敢用纯丝绸,而且时常身穿粗葛衣,怎么敢使唤花钱买来的女婢?”
司马光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并不是不讲人情。他在洛阳任职期间,每次回老家祭奠祖坟,肯定要拜望哥哥司马旦。每次见到这位年近八十的老哥哥,他就像尊重父亲一样敬重哥哥,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哥哥。司马光自我评价:我平生没有什么作为,只不过从来没有不可对人说的事情罢了。
在深受朝廷尊崇的同时,司马光也受到广大百姓的爱戴。(“公之功德为民所爱。”)宋人王辟之在笔记中记载:熙宁末年,作者夜宿青州北淄河驿站,早晨醒来,只见山野村民上百人欢呼雀跃,自南向北而来。作者诧异地问:出什么事了?村民奔走相告:“听说司马光出任宰相了!”苏东坡当年也作诗句记录这一史实:“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神宗驾崩,司马光从洛阳回到开封,宫廷卫士从远处看见司马光后,以手加额:“真是司马相公回来了啊!”老百姓看见后,都拦住去路,高喊:“司马相公不要再回洛阳了,您就留在京城辅佐天子,造福百姓吧!”
史书评价:“司马温公忠厚正直,出于天性,终始一节,故得天下之望。”因此,他被历史奉为与孔子、孟子并列的“儒家三圣”之一。吕公著对比“三圣”:“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阔。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王丹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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