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诚心自然 天下敬信

　　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当朝宰相）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追封其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并赐碑“忠清粹德”。如此崇高的哀荣在两宋之际几乎无人可及。成千上万的百姓去他家吊唁，有人甚至卖掉自己的衣服购买祭品前往祭奠，乘车路过的人也要停车在他家的巷口哭祭一番才肯离去。据宋人历史笔记《渑水燕谈录》记载：司马光去世后，开封百姓纷纷刻画他的遗像，每家都敬奉一幅，以至于有的画工因此而发家致富。

       纵览史册，司马光之所以深入人心，正是由于他的诚心——对国家的忠诚、对百姓的热爱。正如《宋史》对他的评价：“诚心自然，天下敬信。”在他的老家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及其著书十多年的洛阳一带，如果谁做了坏事，人们就会批评他：“难道你就不怕司马光先生知道吗？”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荣登进士第，历官政绩卓著。宋神宗时，他留守西京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历侍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著史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著称于世。他的人格魅力堪称典范，深受后世景仰。

　　司马光深感朝廷的信任和国家的重托，决心以身报国。他为相历官，不分昼夜地操劳大小事务。（“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同僚和部属看到他操劳过度而体力衰弱，就用诸葛亮食少事烦以身殉职的事例劝诫他。他却更加努力工作，以致病情日益加重，弥留之际昏迷不醒，嘴里喃喃而语的，还是国家的大事。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再次发病后，自觉不久于人世。他不是为自己的生命而惋惜，而是为国家发出哀叹：“国家四大隐患未除，我死了也无法闭眼啊。”他在给吕公著的遗书中写道：“我现在将生命交给医生，把家事交给儿子，惟有国家大事无法托付，现在只有拜托给您了。”他对国家的赤诚之心连敌国都深受感动。当时，辽和西夏的使者来访时，必先打听司马光的起居规律和身体状况。辽夏两国的皇帝告诫边将：宋朝的宰相是鼎鼎大名的司马光啊，你们千万不能引发事端，挑起和宋朝的边境冲突。

　　司马光操劳国事，却不贪图回报。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朝廷诏赐司马光价值百万钱的金玉珍宝和丝绸。司马光三次上书谢绝。他在奏章中写道：现在国家内忧外患，各地经济都很困难，不能再实行过去的重奖政策了。朝廷没有批准，司马光就把珠玉宝货换成钱，作为谏院的办公经费，自己坚决不收纳。

　　司马光历官近四十年，为相多年，位极人臣，从不私取分文，并不是因为富有，而是因为廉洁。司马光在夫人病逝后，竟然穷得无钱安葬，最终只能把家中三顷薄田抵押出去，才购置棺木入殓夫人。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想花钱为他买一名婢女供他使唤。司马光却婉言谢绝：“我活了几十年，吃饭不敢经常有肉，穿衣不敢用纯丝绸，而且时常身穿粗葛衣，怎么敢使唤花钱买来的女婢？”

　　司马光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并不是不讲人情。他在洛阳任职期间，每次回老家祭奠祖坟，肯定要拜望哥哥司马旦。每次见到这位年近八十的老哥哥，他就像尊重父亲一样敬重哥哥，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哥哥。司马光自我评价：我平生没有什么作为，只不过从来没有不可对人说的事情罢了。

　　在深受朝廷尊崇的同时，司马光也受到广大百姓的爱戴。（“公之功德为民所爱。”）宋人王辟之在笔记中记载：熙宁末年，作者夜宿青州北淄河驿站，早晨醒来，只见山野村民上百人欢呼雀跃，自南向北而来。作者诧异地问：出什么事了？村民奔走相告：“听说司马光出任宰相了！”苏东坡当年也作诗句记录这一史实：“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神宗驾崩，司马光从洛阳回到开封，宫廷卫士从远处看见司马光后，以手加额：“真是司马相公回来了啊！”老百姓看见后，都拦住去路，高喊：“司马相公不要再回洛阳了，您就留在京城辅佐天子，造福百姓吧！”

　　史书评价：“司马温公忠厚正直，出于天性，终始一节，故得天下之望。”因此，他被历史奉为与孔子、孟子并列的“儒家三圣”之一。吕公著对比“三圣”：“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阔。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王丹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