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书”之一,《中庸》中的“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通常被视为儒家智慧人格的最高境界,并通常被简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孔子那里,“中庸”大意是指君子的礼法实践标准和认识智慧。《论语》中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种处事方式和处世智慧,即是“中庸”。在孔子看来,道德认识和实践是一种高明的学问。普通人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要么做得不够,要么做得太过。能够做到合乎规矩,不偏激不极端,无过无不及的,就是君子。
一
社会交往与社会实践的对象是非常复杂的,孔子要求“叩其两端而竭”,朱熹注曰:“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但事实上,事物和行为不仅有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同时还处在复杂的关系之中。因此,“两端”并不是绝对静止的“点”,不能将“中”简单理解为两端之间的等距离的中点,或者将“中”理解为对于两种对立的意见的简单调和。尤其在多种复杂因素矛盾之中,在充分考虑量变和质变、对立和统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问题上,“中”的选择需要准确的经验知识和高明智慧。这样,“中庸”除了是一种实践方法论,还是一种智慧和德行。也正是“中庸之道”要求极高,因此,孔子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以“中和”“中道”来表示宇宙的本然状态和最高要求。这样,根据儒家“天人合一”的一贯逻辑,以及天道与人道相关联、相印证的“双向循环”之宇宙论的设定,就为个体万物与天道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上天有好生之德,人亦具有与生俱来的仁义、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因此《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而由天、性的同构,儒家还肯定人的“知天、事天、乐天”的能力。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个体生命虽然有自然局限性,通过一系列持续的道德实践和观念修养,能够知其本性,知万物之本性,进而知宇宙本然之本性。有了这个超越性的观念,人即有了天地的视角,亦能时时处处践行天道“中和”之要求,获得一种超越具体生存经验的高明境界,具有完满之德性。
二
这样,“中庸之道”就从方法论提升为一种道德形而上学或境界形而上学,具有“以道为中庸”和“以中庸为道”两层内涵。“以道为中庸”,即《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是从万物生化发展的和谐共处、美美与共的状态,反证天地“中和”之道,是从现象推知本体。而“以中庸为道”,即宋儒程子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存的实践目标为终极价值,以天道规范人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以本体论、宇宙论为逻辑前提,以心性论和道德哲学、伦理学为基本进路,以追求道德性、价值性、超越性的哲学观念和精神境界为目标。这种义理系统将天命、本性、礼教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天道与人道、本体与功用、本质与现象、天理与人欲、道体与器用的天人合一、道器合一、体用合一的思维方式。
从这种方式去理解“中庸之道”,“中”是形上之“体”,是天道之本然,亦是人道之应然。而“庸”则可理解为形而下之“用”,是实际的生活世界及其万事万物。“中庸之道”揭示了天道并非与生活世界隔绝,而是体现并寓于人道之中,尤其是肯定了生活实践、道德实践在君子体悟天道、成圣成贤中的逻辑性和基础性作用。所以,《中庸》开篇即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和”乃宇宙之本然状态和本质规定,也被称为“诚”。因此,《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儒家是追求成圣的学问。成为圣人,即要有体悟天道的大智大慧,而这种智慧则是在人伦日用中不断积累中获得的。
所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人人不可须臾离道,甚至终生在践行天道,但很多人却可能“日用而不知”。在儒家看来,修道之基础恰恰是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落实在“修身”过程中,“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所以《中庸》中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儒家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的基本要求。
三
此外,在20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合法性。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借用“极高明而道中庸”来表述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和思想主流。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是成圣的学问,追求的是理想生存样态和自我的精神体验,而这首先要处理世间万物(庸常世界)与精神修养(高明境界)的关系问题。冯友兰认为,肯定生活实践的价值,以此作为追求超越理想的基础,这就是“道中庸”,在社会生活中追求超越世间的普遍性、永恒性、超越性的价值理想和观念对象,进而达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极高明”。
尊德性而道问学,体现了儒家以及中国哲学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认识标准和价值取向。亦体现了一种“合内外之道”的精神境界和智慧。到达这种境界,通常认识的主观和客观的界限就消失了,个体与天道、具体和普遍、人道与天道就合而为一了,万物也一体了,这就是“极高明”。但是这种极其高明的境界和智慧就体现在“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中,就是在极其普通和平常的生活之中。冯友兰认为“中庸之道”就是讲明人人都能行的,而且是人人已经或多或少都在行的平常之事的伟大意义。
当然,“极高明而道中庸”还在个人应事接物的具体实践中,提供了全面把握具体因素的科学方法论。在个人价值观塑造上,它确立了现实与理想、个人与天道有机统一的人生观。在人类共同体的生产实践上,它提供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世界观。(韩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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