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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

2016-6-11 06:03| 发布者: 曙光| 查看: 2560| 评论: 0|来自: 网络

摘要: 道教文化道教和儒教一样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国人文化催生的,道教以道家学说为主干,讲求长生不老,画符驱鬼。道教创立后尊老子为教主,遵道贵德。故有学者说“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法幻化,业 ...

道教文化

 

道教和儒教一样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国国人文化催生的,道教以道家学说为主干,讲求长生不老,画符驱鬼。道教创立后尊老子为教主,遵道贵德。故有学者说“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法幻化,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教独欲长生不死,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然何如哉!”

 

综述

 

道教以"道"名教,对老子之道一要学习,二要信仰,三要继承,四要发扬。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箓方术,其教义就是以"道"及"道德"为核心,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道"而派生,即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天,既指现实的宇宙,又指神仙所居之所。天界号称有三十六天,天堂有天门,内有琼楼玉宇,居有天神,天尊、天帝,骑有天马,饮有天河,侍奉有天兵、天将、天女。其奉行者为天道。地,既指现实的地球和万物,又指鬼魂受难之地狱。其运行受之于地道。人,既指总称之人类,也指局限之个人。人之一言一行当奉行人道、人德。鬼,指人之所归。人能修善德,即可阴中超脱,脱离苦海,姓氏不录于鬼关,是名鬼仙。神仙,也是道教教义思想的偶像体现。道教是一种多神教,沿袭了中国古代对于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以及祖先亡灵都奉祖的信仰习惯,形成了一个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的复杂的神灵系统。

 

道教在中国发展的几千年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道教文化极其高雅,极其通俗。亦其中一部分已演化为民间世俗,成为劳动群众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

 

 

 

道教发源地鹤鸣山道源圣城

 

 

 

道教文化

 

内容

 

道教文化纷繁绚灿,包罗万象,其内容庞杂多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道教神学

 

在道教文化杂而多端的内容当中,有一个核心,就是道教神仙信仰。道教作为一个成熟的宗教,具有一套自己的神学理论,有一种能够吸引人们进行追求的宗教信仰目标。这种信仰就是,人可以通过努力追求而成为长生不死、功能广大的神仙。这种神仙信仰乃是道教所阐发的神学理论核心。道教产生之初,即已确立了其神仙信仰,同时这一时期的道教还从古代哲学、原始宗教及古人的养生锻炼等行为中吸取了许多成分,用来组建其有关神仙信仰的理论和行为体系,奠定了道教神学发展的基础。在"神仙信仰"这块"磁石"的吸引之下,道教徒进行了种种吸收、创建文化的活动,营造出一个庞杂的道教文化体系。

 

道教伦理

 

道教的伦理道德思想,反映在道教的教规、戒律当中。道教的伦理道德观念,既吸收了道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同时也吸收了儒、释二家的,故其内容愈来愈多,亦愈来愈复杂。其中对道教伦理观念影响十分显著的是儒家以忠孝为主轴的三纲五常思想。但和儒家不同的是,道教的伦理道德,主要是靠神灵的威力来贯彻的。道教一方面以长生成仙的美好幻想来引导人们自觉地遵守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用赏善罚恶的神灵威力来迫使人们遵守伦理道德。正面引导与反面恐吓相结合,使它的道德伦理准则,在社会上发生更大的影响。此外道教的劝善书,使道教的伦理道德思想更集中、更系统化和更通俗化。

 

道教哲学

 

以往道教被认为是一种低级通俗的民间宗教,只有一些近于巫术的符水、斋教、科仪,谈不上哲学思辩。但如今大部分的学者皆认为道教有其哲学性的内容。道教哲学是为其教义服务的,是其教理教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换言之,对道教教义的哲学论证就是道教哲学。道教哲学的思想素材一开始就来自中国哲学,主要是道家哲学。道教大量地利用了道家哲学的理性论证,使道教思想中包含世界观、认识论、伦理学、人生论等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是道教哲学的基本范围和构成成分。其中神仙不死之"道"是道教哲学的中心范畴,神仙存在和人能成仙不死是基本的命题,论证人有无成仙的内在根据、人成仙取何途径是其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一面。

 

 

 

道教文化

 

道教金丹术

 

金丹术是道教的一项重要方术,包括外丹和内丹。外丹即通常所说的炼丹术,也称外丹黄白术。外丹以丹砂、铅、汞、硫为主要原料与其他药物相配合置于炉鼎之中,运用"飞"、"抽"、"伏"、"封"、"淋"…等等手段加以烧炼,以求制得服饵后能使人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仙丹妙药。因相信服食金丹才能长生成仙,故历来道士莫不投入毕生心力加以炼制。虽然服食金丹最后并不能长生不老,但道士在炼丹过程中,却意外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随着外丹术的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炼养人体精、气、神的内丹术。内丹术继承综合了服气、胎息、守一、存思等功 法,对后来的气功 影响很大。

 

道教医学

 

自道教创兴之时,道教就把医术作为其传道济世的工具。而且随着魏晋神仙道教理论体系的建立,道教徒更是把医药视为其追求和达到长生的必要辅助手段和必备知识。道教医学"道法自然"的思想为理论指导,加以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极富道教特色的人体医学思想。道教医学家经过长期济世行医的医疗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且发明创新了各种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道教医学养生功 法,如房中术、服食、辟榖等等。

 

道教文艺

 

道教文学艺术就是以宣传道教教义、神仙长生思想以及反映其宗教生活为题材的内容的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可以扩大道教的社会影响,进而提高道教的宗教素质。反过来,道教的神仙信仰也给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巨大的影响。在道经中,不仅有些道经本身就是文学作品,而道教中的音乐、宫观建筑、神仙图像等,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以道教和神仙为内容的作品更是不可胜计,从中也可以看出道教与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

 

当然,道教文化的内容还不止上述六个方面,如果深入地加以探究起来,必将会发现道教文化的丰富及多彩。

 

影响

 

道教不同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不是由外国传入的,它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它起源于中国古代先秦王朝的道家,奉老子为教祖和最高天神(老子是我国古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教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公元十四世纪时传入了欧洲,对欧洲古代文化和思想也有深远的影响)。道教同时承袭了中国古代社会巫术和求仙方术是土生土长的本民族宗教。他在东汉晚期逐渐形成,长久做用于民族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科学技术(如火药的发明和中医药理论的形成都与道教有关)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广泛领域。道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那么它对中国社会有哪些影响呢?首先,道教认为“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类,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型态的束缚。其次,主张人类应学习好处世的智慧和自我修养的能力。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应有积极的作为,不优天、不畏天、才是最好的生存状态。第三、道教要每个人都要用心感受周围的事物,热爱生活,享受生活。道教的中心思想就是“自我、平常、和谐和循环。”也就是万物循环、太极长转的道理。这些理论曾在我国西汉年间用于治国的思想,使广大人民得以从秦朝的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使西汉社会得以发展和强盛。

 

道家所倡导的:“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论、物有物性”的法则,就是说:“有天道,日月星辰是运动的,有地理,山河江海是可循环的;有人伦,就要有尊卑和长幼。老子曾讲过:“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伴。功名存于心,创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创烦恼之情增”。这就是老子对人规范的行为准则。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曾对老子的所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老子在论述人情世故中也有精辟之道,值的借鉴。老子说:“人生于世,有情有智。有情,故人论和谐而相温相暖;有智,故明理通达而理事不乱,情者,智之附也,智者,情之主也。以情通智,则人昏庸而事易颠倒;以智统情,则人聪慧而事合度。”老子的这些观点,对当今人与之间的交往有绝对的指导作用,很值得我们借鉴。

 

道教思想之所以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多年,就是因为它的主张附合人们热爱和平,向往自由的美好愿望。它对人类要求的行为规范,附合历代统治者的意愿,对于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有着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利用道教的教理教义来平和人们心态,指导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怎样融合于社会,不争权夺利,自强不息的建设美好家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思想对稳定社会,有着积极作用。

 

作用 


 

简介

 

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义之一。中国传统道教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教文化依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挖掘和弘扬道教文化中诸如“无为而无不为”“见素抱朴”“上善若水”“无量度人”“性命双修”“道法自然”等思想的积极因素,有益于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价值取向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这就是说,和谐社会的构建应给全体社会成员以平等的发展平台,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诚信至上、道德为善、法制在心、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氛围。在“和谐之风”遍神州的今天,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思想显然仍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见素抱朴”中的“素”“朴”指人之善良、纯朴的自然本性。“少私寡欲”中的“寡欲”指以平常心对待万事万物,并有较强的自我控“欲”能力。因此,一个“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人,就是一个能“持守外表单纯、内心质朴、减少私心、抑制欲望” , 回归到最初纯真本性的人。一个人人都能“见素抱朴”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公平正义、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事实上,水有源,树有根,我们今天之所以追求和谐,是因为现实社会中还存在些许不和谐现象。譬如,教育方面,教育资源的地区间分布不均衡,进一步导致受教育者享有的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经济方面,一些人为了个人或小集体的眼前利益而在市场竞争中采取摈弃信用、弄虚作假等不公平的恶性竞争行为;收入方面,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还存在地区间、行业间等非合理性的差异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收入非正义性不平等。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意着秉承纯洁朴实的本质,诚实无欺,公平交往,不弄虚作假;意味着减少私欲杂念,坚守正义,不口是心非。这对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 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具有其独特的积极作用。

 

思想观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之一是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因此,建设充满活力型的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充满活力,就是要开创一种优秀的工作局面,让“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新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绩得到肯定” 。而道教经典《度人经》中“仙道贵生”“仙道贵度”所体现的利人利己、利世利国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对于建设充

 

满活力型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道教本身就是“以重视个体生命(贵己重生) 的价值观为本,探讨如何使个人精神快乐和生命永恒的问题” 。它不但高扬“出世”的精神,要求道教徒们“度己”,而且也以“入世”的情怀要求道教徒们“度人”。体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就是要养我德行、扬我薄力、济世利人,促进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和任劳任怨等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搭建激发全社会

 

创造精神的和谐平台。无须讳言,当前社会中还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人们创造活力的充分发挥。诸多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比如,农民工权益保障、煤矿工作业安全、弱势群体救助、城镇改建与居民安置以及反腐倡廉等,如果处理不当,就不能尽快尽好地形成全社会成员认可的共同价值观,从而迸发出人们主动的创新热忱,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道教主张“既入大道, 身为得道, 虽为得道, 实无所得, 为化众生”,即不论自己的修行有多高,如果不能运用到实践中去,不能服务于人民大众,那么也不能算得“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尽自己全力去“为化众生”,那么充满活力型的和谐社会定会生机勃勃地映入我们的眼帘。

 

行为理念

 

在道教内丹学中“, 性”指心性、理性,又谓之“真性”“真心”“真神”等;“命”指生命、形体, 又谓之“元精”“元气”等。主张“性命双修”的道教内丹学,是迥异于中国儒学、佛教及西方传统的养生学而为道教养生学所独有的。中国儒学、佛教的养生学只重视心性的修养而忽略炼精气的命修,西方传统的养生学只重视身体的健康长寿而忽略炼心神的修持;而道教内丹术则践行“性命双修”,既主张通过身体锻炼升华人的生理功能,又主张通过心性修养净化人的心灵,并认为两者不可分离,二合为一。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道教这种“性命双修”的养生方法对于我们保持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大有借鉴价值。放眼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尽管社会组织机制上还存在诸多亟待健全之处,社会管理上也还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但历史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这让许多人产生了紧张焦虑、心浮气躁等亚健康心态,心理病人亦在不断增加,这一切无疑是我们构建安定有序型和谐社会的隐性杀手。如果我们能适当借鉴道教“性命双修”的炼养方法,去主动疏导紧张焦虑的情绪,去积极平顺浮躁的心态,那么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安居乐业的居民生活必将指日可待。

 

行为原则

 

作为一个综合有序的体系,和谐社会既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构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型和谐社会,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而道教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强调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的合一,其理想的人格是一种自然人格” 。《道德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即“道”是万物的本源与规律,研究“道”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全面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今天,为了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认识自然,顺应自然,正确把握事物发展的本性,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我们如何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呢? 因为“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居。衣被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矣;万物归之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是以圣人能成其大也,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所以“自然之道不可违, 因而制之”。即我们要充分认识自然界的规律,遵守生态规则,按自然规律办事。我国的环保形势不容乐观,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土地沙漠化、“双高”(高消耗,高污染)企业增多以及国民环保意识淡薄等现象无不在昭示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将是和谐社会的自然物质基础。当前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有增无减,这就要求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来高瞻远瞩地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社会是人类的共同追求,那些只顾眼前利益逆“道”而行的短视政策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因此“, 反者道之动” ,我们应该通过民主法制的推进和完善,遵循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重视资源的有序开发和高效利用,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婚姻观

 

道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道教与儒家思想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二者都肯定人生的美好。只是儒家比较侧重于人生的社会性一面,强调处理好与自己有关的各种社会关系。而道教则更侧重于祈求自然生命的改良和永久,而对社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如爱情婚姻,都希望在另一个世界即仙境中得到延续,对待人间的婚姻,道教的绝大多数派别都持肯定的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天地之间的事物皆由阴阳结合而成,男阳女阴,相互配合和谐才能体现天道。

 

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认为,如果没有婚姻关系,必然导致“阴阳不交,乃(出)绝灭无世类也”。被道教界视为养生权威的彭祖,则从人的生理与心理本能出发,认为“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许多道书都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人道不可废。可见,道教对婚姻采取的是肯定的态度,即便是清规戒律严明的全真道,也不一概地否定社会上的婚姻制度,对民众的婚姻不加批评,同时也接受在家者为本派的居士。

 

道教对婚姻虽持肯定态度,但却坚持将宗教与婚姻分开,两者不相干涉。在《三百大戒》中规定道士“不得与人间婚姻事”。当然,更不能“破人婚姻事”(《云笈七签》卷三十九)

 

道教对妇女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得非常独特。这也许与他们继承了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有关。在他们的神仙理想中,女仙具有与男仙相同或相近的地位,女冠(道姑)可以与男性道士一样直接成为仙人。道教的婚姻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理念。尤其是早期道教,男女平等的观念尤为典型。《太平经》认为,“女之就夫,比若男子之就官也,当得衣食也。”这就是说,做妻子如同做官,应当享受“俸禄”。因此,一旦婚姻关系成立,夫妻就应当共同努力生产劳作,创造美好生活。“女之就夫家,乃当相与并立同心治生,乃共传天地统,到死尚复骨肉同处,当相与并力,而因得衣食之。”不仅如此,这种共同的协力劳作,还是巩固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夫人各衣食其力,则令妇人无两心,则其意专作事,不复狐疑也。”(《太平经合校》卷三十五)这种强调在共同劳动基础上的夫妻平等观念,能出现在1900多年前的道教经典中,不能不令人叹服。

 

道教在讨论婚姻生活时,强调夫妻生活的和谐。这与他们长期的养生实践有直接关系。本来,提倡性生活的和谐是祖国医学中的优良传统,道教从初建起,便继承了古代房室养生的传统,并有所发展,在往后的演变中逐渐排除了粘附于上的巫术成分,逐步形成了道教的养生理论。道教反对禁欲主义,但也反对无节制的纵欲。道教中的有识之士反对青年男女过早婚嫁或参与性生活。这些观点对于中国长期存在的早婚陋习,是一种合乎科学的批评。另外,道教继承了古代房室养生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的房室养生学,其中对于性科学的研究,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这部分遗产,探讨得还很不够。人们对其中的糟粕揭露较多,而对其合理因素尚很少有科学的分析。对此,我们还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道教对婚外性关系持否定的态度。《太上经戒》述元始天尊所颁十戒中有“不得淫乱骨肉姑姨姐妹及其他妇女”一项。与“骨肉”即亲姐妹发生性关系,很早就被中国古人视作淫乱逆伦,至于“姑姨姐妹”,则不妨娶为妻室。但从现代的遗传学和优生学的眼光看来,却同样不妥,因为结婚者血缘关系过近,容易导致各种遗传疾病的发生。道教反对与姨表或姑表姐妹发生性关系,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但其间的合理性则是显然的。戒律规定不可淫人妻女,也不可从事婚外性行为:“不得教人淫佚,别离夫妇。”(《要修科仪戒律抄》卷五)宋以后渐渐盛行的道门劝善书中,对“淫”的批评相当突出,这是针对封建时代部分富人的纵欲无度,同时也是针对着旧社会普遍存在的卖淫嫖娼的歪风。这种腐朽的两性关系,在旧社会,既是对不合理婚姻制度的一种补充,又是对正常婚姻的一种销蚀剂。道教对它的抨击当然有合理之处,即便在今天,道教的这种思想也未失落其价值。

 

道教本质

 

任何宗教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的范畴:信仰和仪式。前者属于见解和主张,后者则是明确的行为模式。梁山泊英雄聚义的基本纲领一是替天行道,一是忠义双全,这两者都是道教信仰的鲜明体现,而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则是宗教仪式的变形运用。它们共同构成了《水浒传》的道教文化底蕴。

 

从梁山泊忠义堂前高高飘扬的杏黄旗所书“替天行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道教思想的影响。老子被东汉中后期兴起的道教奉为教主、太上老君,成为道教的始祖。道教将老子之道作为最根本的信仰和教义。在道教看来,《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生成天地,养育万物人类。但它却是一个盈亏有度、此消彼长的自我调节运动过程。天道的运行,就好像拉弓射箭一样,有张有弛,消长有度的。当天道亏缺时,就需要增益之;当天道盈溢时,就要自我排泄。所谓的“天道”实际上就是“人道”,因为封建最高统治者常常标榜君权神授,代天行道,统治阶级的意志常常是天的意志的体现者,就此而言,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它们统一于封建君主的自我意志。因此,“皇道”就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但是当天道与人道出现尖锐冲突、皇帝不能自行其道的时候,就应该以新的人为的力量来改变现状,实

 

现天道与人道的顺利运行。“替天行道”的基本含义就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的宋朝皇帝来行使封建统治的政治职能,即以非正常的手段来实现封建统治的正常职能,维护正统的封建统治秩序。”由于奸臣贼子蒙蔽圣明,使得“天道”不行,所以宋江的“替天行道”就是要替皇帝行“皇道”,因而不能说宋江举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就表示他要造皇帝的反了。

 

《水浒传》所体现的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也富有道教色彩。这一点金圣叹早已指出,他在评《水浒传》楔子的开场诗时说:“一部大书诗起、诗结,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结。”在政治领域内,阴阳相谐相通、持中守和体现为君、臣、民的相通与合作。作者强调,君、臣、民“三气不善相通,太平安得成哉?”因此,君、臣、民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君为父,象天;臣为母,象地;民为子,象和。天之命法,凡扰扰之属,悉当三合相通,并力同心,乃共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体也,乃天使相须而行,不可无一也。一事有冤结,不得其处,便三毁三凶矣。故君者须臣,臣须民,民须臣,臣须君,乃后成一事,不足一,使三不成也。故君而无民臣,无以名为君;有臣民而无君,亦不成臣民;臣民无君,亦乱,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此三相须而立,相得乃成,

 

故君臣民当应天法,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共为一家也,比若夫妇共为一家也,不可以相无,是天要道也昆。”在这里,君尊臣卑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被淡化了,反复强调的乃是君臣民“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事”,缺一不可的协作关系。

 

风水文化

 

风水文化是中国古老的文化现象,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建筑是道士布道传教,供奉、祭祀神仙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场所,它不仅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而且其建筑设计也体现了风水理念和原则。

 

从本质上看,风水文化和道教文化是两码事情,风水立足于世俗社会的生存需要,追求现实生活中的理想环境;而道教立足于超世俗的“仙界”和“仙境”,追求一种精神世界中的理想环境。但是,二者从内容和形式上表现出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环境的追求,又使二者之间产生了密切联系。二者都包含了阴阳、五行、周易、八卦、九星、气论等思想,风水中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理想环境模式中的四灵兽与道教中四个方位的守护神颇有渊源,道教中的符录、斋醮、咒语等术语也同样流行于风水中。道教经典

 

《道藏》中收录有如《宅经》这样的风水著作,道教丛书中也有关于风水师“相地”的记载,而许多道士同时也是民间的风水师。正因为风水文化与道教文化之间有诸多联系,道教建筑除了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外,还包含了大量的风水理念和原则。风水理念和原则在道教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始终都影响着道教建筑。东汉末年道教成立之初,便有“治”的修道场所的设立,三国时期有“二十四治”、“二十八治”的空间概念,道教早期的“治”已经有了风水文化的蕴涵。如《云笈七签》中收录有“二十四治”的首治“阳平治”的资料“, 治在昌郡彭洲九陇县,去成都一百八十里,道由罗江水两岐山入水路四十里。治道东有龙把守,神水二

 

柏生其上;西南有泉,决水东归”。在资料中,作者记载了治所的路、门、泉、交通、方位等事项,这些关于治所山川形势、水流、方位等地理环境的描述也正是风水文化所看重的。资料中关于道教早期治所地理形势的提示性描述,说明在道教初创时期设立修道场所的时候,不仅考虑到了道士、香客和游客的出行方便、基本生活需要以及有利于传道布教等因素,而且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风水文化中的“系统性原则”。所谓“系统性原则,即综合考虑地处中心、交通便利、地域、、资源、地质条件等客观环境因素”。

 

道教建筑是道教文化的深刻反映,是道教思想和信仰体系的生动体现,其建筑设计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不仅如此,道教建筑自道教成立以来就受到风水文化的影响,在诸多方面都打上了风水文化的烙印。加强对道教建筑和风水文化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道教诗词发展

 

道教诗词是反映道教生活、抒写超凡脱俗情感的诗歌作品。道教诗词发端甚早:在东汉的《太平经》中,便可略见端倪。与《太平经》同时代的《周易参同契》多用四言、五言及骚体赋体裁。《参同契》的文体运用诗歌形式以论炼丹的特点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东汉以降,道教组织逐步壮大,道教诗也随之增加和日趋成熟。魏晋南北朝间,不仅在道门中秘传著炼丹诗、咒语诗,而且在社会上流行著游仙诗。 炼丹诗以炼丹为内容的诗歌作品:从形式上看,炼丹有外丹、内丹之分,故而炼丹诗的内容也有内丹、外丹之别,或主内丹、或主外丹,或内外兼而有之。以七言一句的形式,运用象征的文学手法,暗示炼丹原理和作用。其意象的运用颇为隐晦,但其比喻与象征手法则又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除了炼丹诗、咒语诗外,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在社会上也有较大的影响。游仙诗是一种歌咏神仙漫游之诗篇,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楚辞》,如屈原的《远游》,也不乏仙人漫游的描绘,颇多浪漫色彩。在道风盛行的背景下,游仙诗遂应运而生。其体裁多为五言,句数不等。梁萧统《文选》首列游仙诗为文学体裁之一。从作者身份来看,游仙诗可分为道人游仙诗和文人游仙诗。道人游仙诗与文人的游仙诗都表现出「冲举飞升,遨游八极」的浪漫色彩和奇幻的想象力。不同点是:道人的游仙诗往往是崇道思想与神游境界的结合。 唐宋以来,反映道教生活和追求成仙的诗歌日益繁荣起来。一方面是道人们热心于诗歌创作,如著名道士吕洞宾、施肩吾等结合山水名胜的描写,表现自己对道教宗旨的见解和神仙信念,通过修道方法的描述,以昭示道教教义的深奥哲理。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在受到道风濡染或者观察体验了道教生活之后,也创作了一些此类题材的诗歌作品。从隋末唐初的诗人王绩到盛唐诗人孟浩然、李白,从北宋西昆派代表杨亿、张咏到南宋诗人杨万里,都有吟咏道事、游仙畅玄的诗作行世。在这些诗人中,有的思想旨趣基本上与道教的神仙理想合拍,有的虽然并不那么虔诚相信道教,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又往往表现出追求道教神仙的意境。

 

作用

 

道教有重人贵生的传统,富有“文化养生”的品格,这也是“道教文化”的在养生文化中的深刻意蕴。

 

关于“本体养生”。“本体”自然是哲学探讨万有存在基础的基本范畴,在道门哲学中,本体是指道体,即以道为本体。自在、整全、完美的“道”成为道门一切活动的思想导向,合乎“道”原则标准的言行举止都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实现“求以得,有罪以免”的身心安顿和天下大治。因此道门就提出了“道在养生”的观念,就是修道以养生。具体说来,就是知道、明道、修道、证道、得道的一系列过程及其结果,也可归结为“生道合一”的理念。“道”的精髓何以在“养生”呢?这是因为“道”体具有“生”的特性。《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不过是万物中有灵者,自然也为道所生。《云笈七签·元气论》深入剖析了道与人身的关系:“道生阴阳,阴阳生天地,天地生父母,父母生我身。”既然“道”是“我”生的决定者,“我”之“生”(生命、生活、生存、生长等)必然守此道。只有保有了“道”,“我”之“生”才有了持续不断的生命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坐忘论》说:“夫人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者,得道之质也。道从本质、本性上说是“周行不殆”地“长

 

久”存在,永不停息。在道门看来,人的存在以及社会的存在只有得到“道”,才能得以像“道”那样永恒地存在下去。《老子》第七章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从而奠定了“道法自然”的养生根本原则。在道门看来,得道则生,失道则亡,概莫能外。《太上老君内观经》曰:“形所以生者,由得其道也。形所以死者,由失其道也。人能存生守道,则长存不亡也。”只有“道”在我身,则我不亡,可得长生。恰恰因为世人难以知道、信道、行道、得道、守道,所以多未能长存。于是《内观经》还说:“知道易,信道难。信道易,行道难。行道易,得道难。得道易,守道难。守道不失,身常存也。”可见,“道”对于“养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人不能养生者,并非“道”远人,而是人自远于“道”。《养性延命录》引《妙真经》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故养生者归结一句话,所谓本体(道体)养生,那就是主体对本体的认知与体悟,进而将这种认知与体悟导向对思想、行为的自我调适,最终达到养生的一种文化养生形态。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这正是“道在养生”的深刻意蕴所在。

 

修真理论

 

修真又分现实修真及小说修真。小说修真的名词和境界不具备任何可行性,仅为小说家言,供人娱乐。

 

通过烧炼金丹,服食来达到长生的外丹术已逐渐没落。现修真界主要以金丹大道的内丹学,即丹道为主流,讲究修炼神气。

 

老子道德经曾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丹道即三返二、二返一、一合于道。其名词为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后又增添炼虚合道、虚空粉碎一说)即精气神的返还过程。又因人精气不足,又创出补足精气的练精化气,使人从后天补亏达到先天,以便开始修炼。

 

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唐代封文始真人),故称文始派。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又称隐仙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这些众多的门派,从功法上讲,略分三类,其一是阴阳双修的栽接法门,其二是清净孤修的静坐法门,其三是阴阳栽接派和清净孤修派的结合体。

 

文化困境

 

无人领导改革

 

一个宗教盛行久了以后,必然会产生一些糟粕与包袱,所以常常必须注入新血轮或加以改革,才能使它适应时代而历久而弥新,也使它的理论及传教方式,愈来愈完善。举例而言,佛教由创立于印度,而能成为今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实是不断的摄取别人的长处以为己有。小乘的佛教倡无常、苦、空、无我,是以出世为主的宗教;到了大乘,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土文化影响,大量吸收魏晋玄学的道体论思想,开始转变而主张常、乐、我、净。到了唐代,又转而为崇坛好祀的密宗,深入于凡民求财治病的平常生活中。到了民国后,西风东渐,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佛教的太虚法师便在民国二年,大力倡导佛教革命,从教义、组织、财产等方面着手,主张人间佛教,摆脱了佛教只重出世(死人)的宗教,转而为活人的宗教。这些转变虽逐渐使得佛教成为非佛教的佛教,在当时也都招来了强大的反对与争斗,但却使佛教因此而能生存下去。太虚的佛教革命,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说明于下:

 

太虚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980)十二月,十六岁出家。在清末民初时,当时的社会巨变,西洋风潮大量涌入,达尔文进化论盛行,太虚学佛之余,深感社会民俗的巨变,也领悟到佛教改革的必要。清末之时,太虚即常与革命党人相往来,民国成立后,太虚便主张佛教革命,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太虚于上海八指头陀追悼会上倡导:

 

「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但这样的主张,却被当时的《佛学丛报》丑诋为妄人邪说,视之为陷害释迦牟尼的提婆达多;文云: 「太虚和尚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产革命,三学理革命。……本报按: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说耳!若大庭广众之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则未免肆无忌惮矣!然即如某僧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之余地。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

 

太虚的改革主张,虽然一开始即遭受到来自佛徒自身的攻击,但太虚依然不变初衷,陆续于《佛教月报》发表《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等文章,否定造物主,也否定灵魂说,以为「无神即无造物主,亦无灵魂,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者也。」 太虚将佛教看做是无神论之宗教,而「无为」一词,用的更是道家语。可以看出在教义的解说上,太虚和传统说法是有所差别的。太虚更在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撰《整理僧伽制度》,所建立的佛教组织架构,颇类似西方天主教组织模式,主张政教分离,「分教所、教团、教籍、教产、教规,分别为之议制度,实行集产制。」 并撰《人乘正法论》将佛教的五戒十善做为在家信众的道德规范,拟以此深入民间,改良社会。逐渐把佛教出世间变成世间化。民国九年(一九二0年)二月,太虚创办的《海潮音》杂志创刊号开始发行;《海潮音》杂志为佛教的重要刊物,太虚利用它来倡导自己的改革主张,曾用本名或笔名在此刊及不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太虚本人培养出不少学生,其学生也感染了太虚的革命热忱,为了要达到改革佛教的目的,不断和当时广大守旧僧众相斗,其间不惜语出偏激之言。在太虚所辖的佛化新青年会发动激烈的改革运动时,曾对印光等类的传统僧人,散发传单,予以攻击,并称印光为「第一魔王。

 

太虚学生宁达蕴、张宗载等佛化新青年会将印光、谛闲说成是大魔王;太虚的学生大醒称印光、谛闲是「猪头长老」,称王一亭、黄涵老为「蛆虫居士」;用词都是极为苛虐,令人惊心动魄。我们由印光信中所说「其传单有三数千言」,且太虚弟子将印光等僧人称为「魔王」、「猪头」,可以想象彼时佛教改革派攻击传统僧人的激烈情形。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乘蜕变成大乘时,传统的小乘佛教和改革的大乘佛徒间激烈的论辩,交相攻击,甚至杀戮等情形。其后虽然大乘胜了,然而小乘的教义教理依旧被吸收,并保留了下来,小乘、大乘由矛盾对立,而终归于统一。同样的道理,现代化的改革派佛教虽然随着时局的变改,而取得了胜利,但以印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修持法门,尤其是专心于念佛等简单易懂的往生净土法门,也被现代佛教所吸收并宏扬。 上面详述太虚的佛教革命,主要的是用来看出一个宗教的改革历程是艰辛困苦的,但却又是不得不如此。 反观道教,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有生不必有死,以一己之力,与天争胜,追求永生。据《史记.封禅书》所载,求仙之说战国时已盛行。自周迄今,其间较大的改革有东汉张陵的五斗米道、北魏寇谦之改良了科仪、金(宋)时王重阳创全真道;这些变革都不如佛教的大。而自南宋以下,近八百年来,并无新的重大改革出现。尤其民国以后,整个社会思潮及社会形态,在西方的冲击下,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西新旧各种宗教纷陈并起,道教并无调整自己的脚步来适应它,也没有完密的教团组织、布道方式,无法和其它的宗教相抗争,因而逐渐丧失了它的信众,而走向式微。道教的式微和没有有力的人士领导道教改革有关;底下再略举数项,论述其主要式微原因于下:

 

重术轻学,信徒的素质难以提升

 

道士,要他演述科仪,可以长达三天三夜;但要他讲经说法,则难以启口,也难以维持半个小时。「学」与「术」严重失调。今日在台湾许多宫庙的住持,不仅看不懂道经,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念。宫庙的住持及信众,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道庙重「术」不重嘉言录》,一九八二年四月基隆十方大觉寺印赠等书,《印光法师文钞》是收集印光文钞最全的书,后来台中莲社亦予出版,而不收录此信,殆出自于为贤者讳的心态。印光受到太虚学生的攻击,不止一次,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民国十八年条云:「时印老(五月二十九日)《复某居士书》,痛斥大愚。」可见除佛化青年会的传单外,太虚剃度的弟子大愚也撰文攻击过印光。

 

「学」,则是主要原因之一

 

「术」是指科仪、风水、占卜、命相。「学」是指对经书道理的阐扬。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社会,非常重视俗称「山」、「医」、「命」、「相」、「卜」等五术。山(仙道),指静坐、炼气、养生、药饵、灵修等。医(医疗),指针灸、方剂、推拿、食疗、心灵治疗等。命(算命),指紫微斗数、八字、四柱等。相(勘察),指手相、面相、骨相、名相(姓名学)、墓相(阴宅)、宅相(阳宅)、风水勘舆等。卜(卜卦),指易占、六壬、太乙神术等占卜术。这些流传久远的术数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唯过度重视「术法」科仪,而不从哲理着手配合来论述,易使人诬指为迷信。「术」须有「学」来做领导、介绍,才不致流于庸俗低劣,且术越深,修持应越高,才不会以术为恶。「学」是指经书中的哲理要义。道经中不乏好的经典,有些谈论义理,如《道德经》、《南华经》、《黄帝阴符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抱朴子》、《清静经》、《悟真篇》等等,有些涉及民俗如《北斗经》、《南斗经》、《老子守庚申求长生经》、《受生经》、《玉历至宝钞》、《玉匣记》等等,这些均必须有人来加以简择,以古籍今译的方式,将其义理及其对后世民俗的影响,介绍给世人。 今日道教的术法太过,而学理的认知则普遍受到忽略,造成了信众的素质难以提升。

 

缺乏教团组织,传教无方,无认同感

 

今日世界的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台湾的佛教、新兴宗教等,大都有定期聚会(或经常聚会),有教团组织、传道方式。但相对的,道教徒则是一盘散沙,平时各人拜各人的神,并无定期聚会,各宫庙也互不相属,无人讲经传道。拜妈祖的,自认是妈祖信徒;拜关公的,是关公信徒;对道教神只毫无概念,对道教也无认同感,甚至不认为自己是道教徒;有的更刻意去攀缘佛教,弄成道庙由和尚住持,而成了非佛非道的怪现象。所以在台湾虽然有不少香火鼎盛的宫庙,但却因各自为政,无认同感,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缺乏讲经布道者

 

宫庙的住持及道士,终其一生,大都以科仪术数为职志,能讲经说法者极少,也无定期公开的讲经活动。台湾无线的电视台甚多,定时播出佛教讲经节目的,有六七个,甚至有许多电视台是整日播放佛教节目的。佛教有自己传道的专用电视台。除电视台外,扩播电台亦有佛教讲经节目。相对的,在电视台或播音电台方面,几乎全看不到道教的讲经节目。如此传道,如何能得信众?而在培养人才上,虽有一间小规模的木栅道教学院,也一直没培养出能讲经传道的人才。一个缺乏主动向民众传道的宗教,在起跑点上已输了一大截。不培训说经人才,不重视说经人才,将使道教在年青一代的信徒中迅速流失。老干而无新枝,其后果可想而知。

 

五、修持法门过于杂散,未加整理

 

在世界各宗教中,常将信徒分为「圣」与「凡」二者。一般的民众为「凡」,经过特定的宗教修持法门后,才能转「凡」而为「圣」。「修持」在宗教活动中,占着极大的分量。以道教来说,悟道者为圣,未悟道者为凡。凡夫为凡,神仙为圣。一般民众,未加修持为凡;对社会人民有贡献死后成「神」,及由积善并加修持而来的「仙」,皆属「圣」。由凡入圣,须以修持(修炼)为桥梁。 道教由于流传久远,所以派别众多,修炼法门各异。正一重符箓,上清重存思,外丹主黄白,内丹炼精气神,房中重男女和调;此外,祷祀、召遣、药饵、避谷、食气、守一、清静无为等等法门不一而足。在今日好简恶繁的功利社会中,须有人来简化其修持次第,循序诱导。道教的众多法门,如无人来加以综汇整理,初学者将难以入手,也无法吸引信众。

 

 

特此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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